杨富学 张海娟 |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

摘要：蒙古豳王家族崛起于13世纪后期，始祖为由西域东归投奔忽必烈汗的察合台系出伯、合班兄弟，于14世纪初期形成豳王、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四个乌鲁斯，分别驻牧于酒泉、瓜州、沙州和哈密。豳王家族据守西北一隅，有效地抵御了窝阔台后王海都和察合台后王都哇等西域反叛势力对西域东部及河西走廊的侵扰，使河西及西域东部地区免受战火的蹂躏。为了巩固西北边防，豳王家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屯垦以保障供给，整饬驿站以疏通驿路，同时大力支持佛教，借以抵御伊斯兰教势力的东侵。这些措施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从而确保了西北地区社会的相对稳定。

关键词：蒙古 豳王家族 西北边防

蒙古豳王出伯（又作主伯、出拜、术伯）家族史引起学术界的较多关注是近年之事，与敦煌、黑水城等地相关文献的出土与公刊息息相关。前贤对豳王家族史的认识，主要借助于《元史》、《新元史》、《元史类编》、《蒙兀儿史记》等传统史料，后来又注意到《史集》、《完者都史》、《瓦萨夫史》等波斯文史籍的有关记载。上述史料对于出伯家族的记载支离破碎，而且语焉不详，甚或多有缺载与抵牾之处。20世纪初以来，敦煌发现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重修皇庆寺记》，酒泉发现的汉文、回鹘文合璧《重修文殊寺碑》，加上敦煌、黑水城等地发现的汉文、蒙古文、回鹘文资料，为豳王家族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第一手资料。利用这些古代遗珍，结合波斯文史籍《贵显世系》（Muizz al-Ansab fi Shajarat al-Ansab，全称《系谱系统上的贵显世系》），今天已可大致廓清以前混乱不堪的豳王家族世系问题，为豳王家族史的研究建立了时代坐标，进而窥见该家族在西北地区的演进历史与相关活动，从中可以看出，豳王家族对元代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贡献巨大。这里谨就前贤未予关注的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之关系问题略作稽考。

一、蒙古诸王在西北的混战与与豳王乌鲁斯的形成

1259年，元宪宗蒙哥在进攻南宋时亡殁，翌年，其弟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先后各自召集忽里勒台,宣布继承蒙古大汗之位，进而引发了元王朝长达四年之久的内战。忽必烈继位后派员前往阿力麻里执掌察合台汗国政权。阿力麻里地处伊犁河草原地带，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阿里不哥扣留了忽必烈所遣人员，另派察合台子拜答儿之子阿鲁忽（Āl$ū，又作阿鲁浑，出伯之父）前往掌管察合台汗国。

关于拜答儿其人，史书少有记载，以波斯文文献《史集》所载为详：

察合台的第六个儿子拜答儿。他是个矮子，是一个非常好的射手……他有一个儿子名叫阿鲁忽，阿鲁忽有三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合班。第二个儿子出伯。他一生为合汗效劳，并死于为合汗效劳。[1]

这里明确记载阿鲁忽为察合台汗之孙，拜答儿（Baidar，又作贝达而、拜答里）之子。《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记其为察合台汗之孙，合剌旭烈大王之子。[2] 《西域水道记》谓：“阿鲁忽者，察合台太子之孙、合剌旭烈大王之子、威远王阿只吉之兄，太祖之曾孙也。”[3]  当袭自《元史》。《史集》的记载在甘肃酒泉出土的《重修文殊寺碑》中可得到印证。此碑所列世系为：真吉思（成吉思）皇帝→叉合歹（即察哈台）→拜答里大王→阿禄嵬（阿鲁忽）大王→主伯（出伯）大王→喃忽里大王→喃答失太子。[4]  以之相互关照，显然可证阿鲁忽应为拜答儿之子而非合剌旭烈之子。

阿鲁忽到达阿力麻里后，夺取了察合台汗国的政权，并将术赤系势力逐出河中地区，控制了察合台汗国全境。由于不满阿里不哥要求其征集牲畜、马匹和武器，阿鲁忽归顺忽必烈，并在忽必烈的支持下打败了前来讨伐的阿里不哥军队。阿鲁忽得胜后大意地遣散了军队，不久，阿里不哥反扑，击败阿鲁忽，占领阿力麻里，阿鲁忽被迫携带家眷和残兵逃亡中亚撒麻耳干。由于阿里不哥军队滥杀无辜，引起众叛亲离，阿鲁忽乘机发动进攻，又从阿里不哥手中收复了失地。阿鲁忽任命马思忽惕为财政大臣，前往治理撒麻耳干和不花剌。马思忽惕到任后，不断征收赋税，输往阿力麻里，阿鲁忽势力大增，派军与术赤系的钦察汗别儿哥军交战，击溃之，并洗劫讹答剌。忽必烈命阿鲁忽统治从安台山（阿尔泰山）直到阿姆河之间的诸部。[5]  1264年，阿鲁忽亡故，汗权转至察合台孙哈剌旭烈之子木八剌沙之手。不久，阿里不哥走投无路，投降忽必烈，乱平，接着忽必烈便尽全力南下伐宋。借其无暇西顾之机，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八剌等迅速在西域扩展势力范围。海都联合别儿哥夺取阿力麻里；八剌则劫掠忽炭、可失哈耳地区，最终占据忽炭。八剌取代木八剌沙成为察合台汗本奉忽必烈之旨意，但其羽翼丰满后却与海都结盟，共同反对忽必烈，致使元朝在西域势力大衰，仅保有以火州（又作哈剌火州、合剌火者、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别失八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12公里处破城子）为中心的畏兀儿之地。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命火赤哈儿的斤为畏兀儿亦都护。

至元五年，海都自阿力麻里称兵内向，在北庭（别失八里）被忽必烈军击败，逃回阿力麻里，[6]  再退至河中。世祖于至元八年派皇子那木罕建幕庭于阿力麻里。[7]  至元十二年（1275），又命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出镇北圉（阿力麻里）”。[8]  而察合台汗八剌则在入侵呼罗珊时，遭受伊利汗阿八哈重挫，势力大衰。忽必烈复夺忽炭（又作斡端、于阗，今新疆和田市）、可失哈耳（又作合失合儿、乞失哈里，今新疆喀什市）地区。十年，发工匠往忽炭、可失哈耳采玉；[9]  十一年春，在西域设驿；十二年，忽必烈招谕斡端、牙而看（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合失合儿等城。[10]  至元十三年，诸王昔里吉、脱脱木儿、禾忽等倡乱，而世祖正忙于征战南宋，无暇西顾，别失八里落于叛军。此前，海都与都哇（八剌之子，1274年继察合台汗位）于至元十二年（1275）围困火州，高昌回鹘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不敌，战死。此后，回鹘势衰，亦都护在元军保护下徙居河西永昌（今甘肃武威北十里永昌镇），只能遥领火州。待至元十六年灭宋功成，忽必烈旋即转而对付西北叛王，陆续派遣大军，进驻西域各地。至元十七年，元政府于畏兀儿境设立“北庭都护府”，[11]  令阿老瓦丁、也罕的斤、兀浑察等分头屯驻忽炭、可失哈耳。[12]  但海都、都哇却频繁侵扰元驻军，冲突不断。

自阿鲁忽于1264年去世后，其家族声名不显，几乎销声匿迹。可能出于对蒙古贵族长年在西域混战的厌恶，也可能是不满于其父阿鲁忽之战争果实尽落他人之手，出伯、哈班（Qiyān，又作合班）兄弟逃离察合台汗国，带领一万骑兵东奔，投于忽必烈麾下。至于出伯兄弟投归的确切时间，史无明记，但根据中西史料记载，至元十年（1273）伊利汗阿八哈将领阿黑伯率军进攻察合台汗国不花剌城，“察合台的儿子拜答儿的儿子阿鲁忽的儿子们出拜和合班带着一万骑兵”前来阻止，[13]  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推而论之，迟至至元十三年左右，出伯兄弟仍留居察合台汗国，这也是记载中出伯兄弟在察合台汗国活动的时间下限。因此，出伯、哈班归顺元朝的时间应约在至元十四年（1277）至至元十九年（1282）之间。[14]

出伯兄弟率领上万骑兵东归，使元朝西北边防军势力大涨，给岌岌可危的西北形势带来了转机，出伯兄弟故而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至元十九年（1283年），世祖命令大将旦只儿“从诸王合班、元帅忙古带军至斡端，与叛王兀卢等战，胜之”。[15]  至元二十一年，“诸王术伯命兀浑察往乞失哈里之地为游击军。时敌军二千余，兀浑察以勇士五千人与战，擒其将也班胡火者以献。”[16]  尽管出伯之军有力地打击了叛军，但海都、都哇并不甘心放弃忽炭、可失哈耳，相反还加强了针对这两个地区的军事力量。由于交通线过长，补给困难，而当地屯田所获有限，难以满足军需，元廷被迫于至元二十六年“罢斡端宣慰使元帅府”，[17]  放弃了对忽炭、可失哈耳一带的镇守。

出伯对海都、都哇等叛军的征战，屡立战功，元政府先于至元二十年春正月“赐诸王出伯印”。[18]  大德八年（1304），又“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赐金印”。[19]

蒙古崛起朔漠，在取得天下之后，“命宗王将兵，镇边徼禁喉之地”。[20]  肇兴之初各种制度尚不完善，因此诸王初无位号，仅有六等印纽的赐予，中统以后才开始以国邑之名封号，但仍以六种印纽分等。[21]  威武西宁王位列诸王第三等，佩金印驼纽。大德十一年，出伯进封豳王，[22]  由三等诸王晋升为一等，佩金印兽纽，由甘州移驻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豳王乌鲁斯得以正式形成。接着，天历二年（1329年）出伯子忽答里迷失（又作忽塔迷失、忽答的迷失、忽塔忒迷失）被封为西宁王，佩金印螭纽，位列二等诸王，驻于沙州（甘肃省敦煌市）。是年十二月，忽答里迷失进封豳王。[23]  翌年，西宁王之位由其侄速来蛮继袭。[24]  元统二年（1334年）五月，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袭其旧封为威武西宁王，[25]  地位次于西宁王，佩金印驼纽，驻于哈密力（又作哈梅里，今新疆哈密市）。出伯兄哈班之后宽彻于天历二年八月被封为肃王，[26]  位同豳王，为一等诸王，佩金印兽纽，驻于瓜州（甘肃省瓜州县）。[27]  本文所谓的豳王家族即为豳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和肃王的总称。有元一代，豳王家族受元政府之命统领镇戍诸军，防守西起吐鲁番东至吐蕃一线，“镇御有劳”，[28]  始终处于镇守与巩固元朝西北边防的第一线，详见下图。

二、豳王家族对西北的镇守

将兵出镇，征伐戍守西北边关，是元廷赋予豳王出伯家族的重要职责之一。出伯、哈班兄弟自至元年间归顺元廷以来，“一生为合罕效劳，并死于为合罕效劳”[29]。豳王家族频繁的活跃于元代中后期西北战场，成为元廷抵抗西域诸王叛乱、镇戍西北之地的重要军事力量。

诚如前文所述，出伯兄弟投归元廷不久，即参与了至元十九年元廷平定斡端叛王的军事行动，这是出伯、哈班兄弟首次见于元朝官方记载。而随着西北战事的吃紧，哈剌火州之境，“以下驻有察合台之孙，宗王阿只吉和阿鲁忽之子宗王出伯。”[30]  宗王有权自行处理西北征战事宜。元贞元年（1295）二月，出伯又率领曷伯、撒里蛮、孛来、忙汉、哈伯元帅等人率探马赤军万人西征。[31]  元廷对于这次征伐甚为重视，更令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北庭都元帅府等并听宗王出伯节制。史载：

出伯……置本营于甘州，兼领瓜沙以西北至合剌火者畏兀儿地征戍事。陇右诸王驸马及兀丹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吐蕃乌斯藏宣慰司、巩昌等处便宜总帅府并听节制。[32]

其中的“兀丹”指于阗，合剌火者即今新疆吐鲁番。可见，当时出伯管辖范围相当广袤，东起甘州，西至新疆吐鲁番盆地。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吐蕃及陇右、陇中地区（巩昌）亦受其节制。“术白（出伯）大王令旨于各翼摘军五百”修甘州仓等，[33]  并辖属戍兵万人“耀武”西陲。[34]  愈益凸显其地位的重要。

尽管如此，海都、都哇仍不时侵扰哈剌火州。《史集》具体记载了都哇对出伯的一次袭击：

在合罕时代之末，都哇一度率军出征，到达边境上和……这是带着一至一万二千人守卫该边界的出伯所在之处。都哇想对他发动夜袭，但被他探听到了，便[自己]在夜间进攻了都哇的先头部队，歼灭了三、四千人。就在该夜，都哇获悉了[此事]，便带着[自己的]全军出动。清晨，他们相遇之后，双方都有很多[人]被杀。而出伯，未通知阿只吉和阿难答就仓皇出动，当然，他支持不住溃逃了。当阿只吉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派人去通知阿难答，让他出动，都哇在他们出动和会合之前就已经回去了，军队就没有追上他……出伯之兄弟合班，则在这次战争之前不久就死去了。[35]

哈剌火州长期充任元廷与都哇在西域征战的主战场，双方互有胜负，呈拉锯状，但迄14世纪上半期大部分时间，该地都在元朝中央政府控制之下。[36]  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西蕃盗起，凡二百余所，陷哈剌火州，劫供御蒲萄酒，杀使臣”。[37]  火州由此陷入察合台汗国之手。而火州之东的哈密力则一直处于元朝的控制之下，由出伯及其后裔驻守，[38]  成为元朝经营的根据地。至元十九年到贞元年间，出伯及其属部活跃于斡端、乞失哈里、甘木里等地，北伐西征，军事活动十分频繁。贞元二年以后，战事明显减少，史书对出伯的记载多限于赈戍补给之事，如：

元贞元年四月癸卯，“以诸王出伯所统探马赤、红袄军各千人，隶西平王奥鲁赤”。[39]

元贞二年三月，“诸王出伯言所部探马赤军懦弱者三千余人，乞代以强壮，从之。仍命出伯非奉旨毋擅征发。”[40]

元贞二年九月，辛卯“诸王出伯言汪总帅等部军贫乏，帝以其久戍，命留五千驻冬，余悉遣还，至明年四月赴军”。[41]

大德六年二月“癸酉，增诸王出伯军三千人，人备马二匹，官给其值”。[42]

大德六年十一月戊午，“籍河西宁夏善射军隶亲王阿木哥，甘州军隶诸王出伯”。[43]

由上可见，出伯、哈班兄弟所率边防军主要以探马赤军，即骑兵为主。军队的构成和来源主要为自身的直属军队，此外还有受命统率的其它诸王军马、甘肃行省等处的国家军队。出伯军的配置、增减、轮戍等事则统归元廷直接掌控。至于军需，主要依赖元廷供给的军马粮草，镇戍地的屯垦所获则作为补充。自西域东部至河西走廊之狭长地带，以豳王家族为纽带，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被联为一体。1989年，敦煌莫高窟北区B163窟掘获蒙古文文献一件（编号为B163:42），内容为高昌/哈剌火州地方长官克德门巴特尔签发的令旨，旨在确保新疆至敦煌佛教香客之安全：

根据Boladun皇帝圣旨，克德门巴特尔[颁发]令旨：“向往来行走的使臣布勒……向……向帖哥和图黑特木尔（第4行）、向诸多军士……因为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与其徒弟们，穿梭于八儿思阔、别失八里及高昌其它[地方]，旅途应做事虔诚（即佛教的宗教仪式）并祈福众生，谁也不得阻其旅程，不许征用他们的川资、车辆、骆驼和马匹，不能说‘这些是驿站牲畜或给养’，没人可拿取其任何东西”。

我们[曾经]将这些授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及其徒弟们，高昌……[44]

第1行中的Boladun其人，文献刊布者嘎日迪认为“应是皇帝，目前确定不了此人”。[45]  敖特根则认为给其“一个准确的定位实为困难”。[46]  惟日本学者松井太将其考订为察合台后王都哇孙、宽阇（Könčeg，1307～1308年）子卜剌（Bolad）或卜剌之子麻哈没的（Bolad-Muhammad，1341～？）。[47]  对这一解释，笔者不敢苟同。因为，首先，14世纪初，窝阔台汗国已被察合台汗国所吞并，豳王所率蒙古军防御的对象正是察合台汗国。于此情况下，察合台汗国统治者所颁令旨能够在豳王统治区内通行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按照惯例，只有蒙古大汗才有资格颁发圣旨，Boladun若是察合台汗，作为宗王是无权颁发圣旨的。退一步说，察合台汗因不服忽必烈的统治而僭越自称圣旨，这样的圣旨在察合台汗辖境内有效是有可能的，但必不可能行于蒙古大汗辖属的河西地区，况且河西统治者豳王家族本身即为察合台汗国的背叛者和长期对头。职是之故，笔者认为，这里的Boladun当指元朝某大汗，而令旨的颁布者克德门巴特尔（Kedmen Ba$atur）则应为吐鲁番当地的蒙古统治者。吐鲁番被察合台汗国占领时当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48]  故可将令旨颁布时间的下限推定在是年。

文书中的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rDo-rje bka-sis dpul-bzan-po）喇嘛又见于《明史·西域传》，据载洪武七年（1374年）“又有和林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亦遣其讲主汝奴汪叔来朝，献铜佛、舍利、白哈丹布及元所授玉印一、玉图书一、银印四、铜印五、金字牌三，命宴赉遣还。明年，国师入朝，又献佛像、舍利、马二匹，赐文绮、禅衣。和林，即元太祖故都，在极北，非西番，其国师则番僧。”[49]  此事又见于《明太祖实录》卷87洪武七年二月戊戌条、卷89洪武七年五月庚辰条。这一记载说明，元朝灭亡后，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随蒙古皇室北撤，继续充任北元之国师。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该国师脱离北元而南归，入朝明廷。[50]

该令旨颁发地在火州，出土地在敦煌，说明当时自吐鲁番至敦煌间，当地蒙古统治者所颁布的政令是可以通行无阻的。

自忽必烈至元朝灭亡，出伯一族世受大汗之命镇守西陲，与同是察合台后裔的阿只吉构成了元代西北边防线，同时他们亦与出镇漠北的晋王甘麻剌、安西王阿难答等互为犄角，遥相呼应。史载，出伯之军曾远足岭北之地，协助元廷镇压诸王叛乱。尽管这些军事战斗与西北地区并无直接联系，但是倘若作为元朝“祖宗根本之地”漠北地区陷入叛王手中，唇亡齿寒，西北之地势必会受到威胁。因此，出征岭北，也是豳王自保的措施之一。

至元二十五年，海都犯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出伯率领驸马昌吉、诸王也只烈、察乞儿、合丹对其进行征讨，[51]  因功，于该年三月，“赐诸王术伯银五万两，币帛各一万匹”；[52]  六月“壬戌，赐诸王术伯金银皆二百五十两、币帛纱罗万匹”；“丁卯，又赐诸王术伯银二万五千两、币帛纱罗万匹”。[53]  但叛乱并未平息，海都继续割据和林以西地区，成为元廷的后顾之忧。至元三十年，元廷将海都势力逐出岭北，驻军安台山及称海（又称镇海，今蒙古国哈腊乌斯湖之南）沿边之地，由岭北诸王、安西王阿难答、汪古等部军协防，与阿只吉、出伯所率西北军遥相呼应。又命铁穆尔为最高统领，以便统一指挥诸路大军。至元三十一年，铁穆尔回大都继汗位，是为成宗，以其叔宁远王阔阔出代总边兵。大德二年（1298），由于阔阔出及其将怠于备防，遭到都哇的突然袭击，大败。[54]  及至大德四年六月，出伯奉命率领驸马蛮子歹、太子海山等人，经由亦集乃路入戈壁石川，征伐海都叛军。[55]  最终于大德五年成功平定海都叛乱，出伯、蛮子歹也因功受赏。对于出伯兄弟及其诸子的功业，波斯史家沙哈尼在《完者都史》中这样写道：

术伯（原文为Chupān，疑误，似应为Chūpai）之诸子喃木忽里（LmghūLī，疑误，似应为Namghūlī）和伯颜塔失（Biyāntāsh）以及Qiyān（按，疑拼法误，似应为Qabān，哈班）之子宽彻，率十二土绵之军，驻于从Sīkhū——正是如此——直至感木鲁（Qāmal）和畏兀儿思单之境（Walāyāt）。与他们相对的是都哇之子也先不花的兄弟叶密里·火者（Imilkhwāja）率二土绵军队驻扎着。这些都是合罕军队的西部和南部侧翼的前锋和前线。[56]

引文中的喃木忽里和伯颜塔失即出伯之子南忽里、那木达失；Qiyān指哈班。由是可见，出伯后裔继承了父祖之业，统领十二土绵之军与察合台汗都哇之军对峙西陲。《完者都史》所记内容与《元史》、《史集》所载出伯家族于世祖、成宗时期负责镇守西北诸地的范围基本相符。在黑水城出土仁宗朝文献（编号F116:W561）中，有一件记述了甘肃行中书省命亦集乃路为豳王暖忽里筹集军粮之事。其中有言：

皇帝圣旨里，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据畏兀儿字译读行□

火者文字里说有。在先

       暖忽里入川去呵，炒面这今奉

入川去的时分，

里根底，依在先与来的体例嗦有。怎生行与亦火□者。

得此，照得，延祐二年六月初一日，据肃州路申，忽都伯

暖忽里豳王入川炒米面，依

术伯豳王入川炒米面两石面本处税粮并仓屯

豳王入川炒米面，照依行劄付，肃州路亦只失

本位下收管去讫。[57]

文书中的术伯、暖忽里即出伯、喃忽里父子。此事《元史》失载。据考，此次暖忽里之“入川”，当是由沙州前线就近进入哈密附近塔失八里站、揽出去站一带的戈壁石川，向西攻击的目标正是察合台汗国。[58]

至治年间，喃忽里之子喃答失与亦都护高昌王帖木儿补化“同领甘肃诸军”，[59]  绳武乃祖，统掌甘肃诸军的军事大权，[60]  确保了出伯家族于河西地区最高军事统帅的地位。泰定元年（1324），“诸王伯颜帖木儿出镇阔连（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湖）东部”[61]。该伯颜帖木儿极有可能就是第三代豳王喃答失之兄不颜帖木儿。而西宁王牙罕沙曾于至正十二年（1352）受命赴四川勘乱，[62]翌年返回沙州，[63]  以其“镇御有劳”，得置王府。[64]  牙罕沙有余力出征四川，足证是时豳王统辖区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而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邠王嵬厘”“以杀获西番首贼功”而获赐金系腰一条。[65]  此邠王即为黑水城出土TK-248《甘肃行省宁夏路支面酒肉米钞文书》所见之“嵬力豳王”，[66]  亦即榆林窟第12窟回鹘文题记中的威武西宁王Buyan Qulï。他以受赐金系腰为莫大殊荣，故特赴榆林窟朝拜，以答佛恩。该题记所言“皇帝和皇后赐予恩典”，即指此事。[67]  可见，顺帝一朝，豳王家族仍镇守西北藩地。及至元末明初，豳王亦怜真、别儿怯帖木儿、桑哥失里，西宁王速丹沙之子阿鲁哥失里，威武西宁王忽纳失里、弟安克帖木儿等人仍坚守于肃州、沙州、哈密为中心的镇戍地区，直至为明军所攻陷、斩获虏杀。

综上所见，有元一代，出伯兄弟及其后裔肩负戍边之任，英勇善战，强有力地抵御了西域叛军势力的东进，确保了西域东部及河西走廊社会的稳定与边防的巩固。

三、豳王家族之固边措施

出镇西北的豳王出伯家族，不仅利用军事手段镇守西陲，更借助于对镇戍区的屯垦、驿道管理等措施，稳定社会，巩固边防。

（一）发展屯垦，实边固疆

按照元廷的规定，出镇宗王的军需，主要依赖朝廷、行省、宣慰司之供给，屯田可作为补充。军粮岁赐数量有常，“非奉旨不得擅支贷”。[68]  军需的征集、调拨与运输，一般都通过驿道完成。尽管元朝建立了相对发达的驿站交通网络，但豳王家族僻处西北边陲，交通线十分漫长，自然会有诸多不便，元政府之军需供给常常难以满足军事需要。职是之故，豳王在西北大力发展屯垦。这一举措成效显著，既补充了军需，又促进了对当地的开发与建设。

大德六年（1302年），元政府命“甘州军隶诸王出伯”，[69]  驻节于甘州。大德八年，出伯所部军受命“屯田于薛出合出谷”，[70]  开启了豳王家族在西北边防地区屯田活动的先河。嗣后，出伯家族成员相继受封豳王、肃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等王号，他们对于镇戍地区的屯田活动也日益活跃，成效显著。

肃州为蒙古所并始自1226年，次年，蒙古攻占沙州，以其地“隶八都大王”。[71]  瓜州在西夏覆灭之后一度废弃。至元十四年，元政府复设瓜沙二州，隶肃州，归中央政府管辖，授当地百姓田种、农具。十七年，沙州升格为路，设总管府，统瓜、沙二州，直接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十八年正月，“命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72]  是后于至元二十四年始筑沙州城，“以河西爱牙赤所部屯田军同沙州居民修城河西瓜、沙等处”。[73]  四年后，以政局不稳，元政府尽徙瓜州居民入肃州，瓜州名存实亡。[74]

自1226年蒙古军相继攻占河西后，北方蒙古人大量入居河西，诸王贵族进驻重要城镇，一些比较集中的农业区和水草丰美的牧地尽为其所占。1229年，窝阔台即汗位，将以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市）为中心的西夏故地分封给次子阔端，“并把他和军队一起派遣到了那里”。[75]  及至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始置肃州路总管。删丹州（今甘肃山丹县）在元初为察合台孙阿只吉大王封地。1259年蒙哥汗死后，蒙古上层因汗位之争兵戎相见，河西成为主战场之一。原本富庶的河西农桑之地，在战争期间饱受抢掠、烧杀和摧残，致使民户大量逃亡。忽必烈统治时期，“命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发军于甘州黑山子、满峪、泉水渠、鸭子翅等处立屯”。[76]  这些措施虽使当地社会生产有所恢复，但已无复昔日之盛。及至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整个肃州路仅有“户一千二百六十二，口八千六百七十九”。[77]  呈现出的是一派衰败、凋敝的景象。瓜、沙二州虽无统计数字，但人口数量不会在肃州之上。

大德七年（1303年）六月，由出伯所率蒙古大军10000人屯驻瓜沙，使当地衰败景象始得改变。《元史》卷21载：

[大德七年]六月己丑，御史台臣言：“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从之。[78]

出伯为总管河西与西域军事之要员，地位显赫，他的入居，使河西之政治、军事地位大为提高，原本日渐式微的局面大为改观，生产得到恢复并发展。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中书省臣言“沙、瓜州摘军屯田，岁入粮二万五千石”。[79]  说明当地包括军屯在内的农业生产已恢复到相当的水平。《蒙兀儿史记》载：

当是时，朝廷宿重兵和林，以西陲军事委之出伯。出伯治军严重，常坚壁垒，远斥堠，以待敌，来则峻拒，去勿深追……以是出伯在边十余年，河西编氓耕牧不惊，诸王将拱听约束，朝廷无西顾之忧。[80]

当时河西之屯田是相当成功的，如同江淮芍陂、洪泽屯田成为中原屯田之典范一样，河西屯田一时成为元朝边疆屯田的楷模，这在元代佚名氏所撰《经世大典序录》“屯田条”中有明确反映：

国家平中原，下江南，遇坚城大敌，旷日不能下，则因兵屯田，耕且战，为居久计。既一海内，举行不废。内则枢密院各卫皆随营地立屯。甘肃瓜、沙，河南之芍陂、洪泽，皆因古制，以尽地利。[81]

豳王家族驻军西陲，固边安疆，多次击败海都、都哇等叛军的进犯，保持了西陲局势的相对稳定，使元中央政府得以集中兵力，最终讨平叛乱，同时也使辖下的河西及西域东部地区免受战火的破坏，社会相对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与天山南北蒙古诸王数十年间相互争雄，战火连绵，民不聊生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82]

威武西宁王所驻的哈密，比河西更早归入蒙古。1209年，高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臣属蒙古，不久即助蒙古军占领“罕勉力、锁檀回回等国”。[83]这里的“罕勉力”即哈密。至元十八年（1281年），甘肃行省设立，哈密则与肃、瓜、沙一样，同隶甘肃行省管辖。次年，哈密城主的斤迭林捐资帮助当地屯垦。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增派汉军及新附军500人来哈密屯田。1334年以后，哈密成为威武西宁王封地。直至元覆亡时，威武西宁王兀纳失里及其弟安克帖木儿仍固守哈密之地。

（二）整饬驿站，疏通驿路

驿路交通自古以来就是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通达边情，布宣号令”[84]  的重要设施，蒙元王朝亦不例外。就甘肃行省而言，地处西北，交通更为不便，驻扎西北地区的元军粮草供应极为艰难，诚如时人姚燧所言：

时大军驻西北，仰哺省者十数万人。自陕西陇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车辇而畜负之，途费之余，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缗。[85]

在这种情况下，驿路交通益发重要。甘肃行省境内的驿道主要由甘肃行省所辖的长行站道、诸王乌鲁斯站道、纳怜站道组成。[86]  元朝政府对西北驿站的管理较为重视，逐步建立起一套驿站管理制度。[87]  而这一制度，在豳王辖区的站道内亦行之有效。

按照规定，宗王自立自管站赤，豳王出伯家族在其领地内不仅享有设立、管理及使用投下乌鲁斯驿道的权利，同时还曾使用和管理甘肃等处站赤。往来于驿道的宗王、使者等，使用驿站的主要凭证为乘驿牌符及乘驿文书，而后者又必需与辅马差札（又称别里哥）一同使用，方为有效。此外，蒙古宗王亦有权自行写发辅马令旨，使用驿站。[88]  不可避免会扰乱乘驿秩序。元政府遂于大德七年二月颁令进行整顿，命诸王“非急务者勿遣乘驿”。[89]  及至大德十年夏四月，元廷又“命威武西宁王出伯领甘肃等地军站事”。[90]  说明大德十年后出伯获得了管理甘肃等地军站事的权力。同时出伯家族还负责管理甘肃行省境内诸王、驸马辅马令旨、辅马差札的发放、使用。

另外，出伯之子南忽里、哈班之子宽彻也曾奉命管辖镇戍地的站赤事，对此《永乐大典》多有记载，如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奏：“臣等曾议于脱火赤八秃儿、宽彻之地，择廉慎人充脱脱禾孙，合赐物力津遣。”[91]  同年十一月，“诸王宽彻暨司徒阔阔出、太傅铁哥塔失、铁木儿知院等，会议川地东西两界所置驿站，预宜斟酌给钱买与马驼……至于缺役蒙古站户，从行省，与诸王南忽里、宽彻委官追收，以复初役”。[92]  脱脱禾孙设于“关会之处”，[93]  其职责主要为维持乘驿秩序，盘查驰驿使者的乘驿许可；检查使者的行李及其重量。可见，有元一代，宽彻、南忽里兼管驿站、签补站户等事宜，并与脱脱禾孙协作，确保西北边陲的乘驿秩序。

《经世大典·站赤》所记甘肃行省驿站只提到了中兴、永昌、甘州等3路6处马站，其他驿站则为宗王乌鲁斯站。另外，在甘肃行省之外的西域晃忽儿月良站附近还有蒙古宗王设置的塔失八里站（哈密东北石城子）、揽出去站（哈密西）。[94]  而白城（酒泉金塔县绿洲），曾于顺帝至元二年（1336），被赐予宗王南忽里。[95]  尽管当时南忽里早已亡故，但此后该地一只为豳王家族的封地。及至洪武十三年（1380），明军攻伐驻守肃州的豳王家族时，于白城、赤斤站、苦峪（又称曲尤，即今玉门市苦峪）处俘获豳王家族数人。推而论之，这一地界确实为豳王家族的镇戍区。而出伯后裔曾设立、管理以上诸驿站。如皇庆二年闰三月六日，“宽彻言塔失城立站”。[96]  中统三年，“中书省奏：近以西夏之西近川黄兀儿于量站、塔失八里站、揽出去站，此三处阙辅马。”[97]  此塔失八里应即塔失城，即突厥语Tašbalï$，意为“石城”。由是可见，肃王宽彻曾请求于投下领地——塔失八里设立驿站，进而完善辖区内的驿站交通系统。

（三）推重佛教，凝聚民心

肇兴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于1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喀喇汗王朝的皈依，势力大增，开始越过葱岭向东迅速传播，至11世纪时，新疆西南的喀什、和田等地都先后实现了伊斯兰化。13世纪蒙古崛起，为数众多的蒙古人入居中亚，逐渐受到当地流行的伊斯兰文化的浸染，纷纷皈依伊斯兰教。就察合台汗国而言，除元末所占畏兀儿地区为佛教流行区外，其它地区均已实现伊斯兰化。察合台诸汗王颇受其浸淫，如察合台孙哈剌旭烈之子名木八剌沙，即阿拉伯语Mubarak与波斯语Shāh之译音，意为“吉祥之王”；察合台另一重孙八剌汗亦取了伊斯兰教名黑牙术丁，他们堪称13世纪察合台汗国蒙古人中皈依伊斯兰教的先驱。[98]  时至1331年，继任的答儿麻失汗下令改宗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在察合台汗国西部蒙古人中较之其它诸教获得了更大优势。及至14世纪中叶，西察合台汗国蒙古人已基本完成了伊斯兰教化进程，而东察合台汗国也于1348年，在脱忽鲁帖木儿汗的推动下，16万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99]  继之，伊斯兰教继续东传，向元廷所控制的西北边境地区推进。

然而，伊斯兰教东进的势头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一路高歌猛进，在西域东部因受到豳王家族及其所支持的佛教势力的顽强阻击而被迫终止。

豳王家族成员在脱离察合台汗国东归前，亦曾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仅观其家庭成员的名号即一目了然。如第二代西宁王名速来蛮（出伯孙），来自波斯语Sulaiman，今译苏莱曼，为穆斯林常用名。波斯文史籍《贵显世系》记载速来蛮有三个儿子，分别名曰Asutai（阿速歹）、Sultān Sh(āh)（速丹沙）和Yaghan Shāh（牙罕沙或养阿沙），与敦煌研究院藏《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完全一致。Sultān为阿拉伯语，古译“速丹”或“速檀”，今译“苏丹”，原意为“力量”或“权柄”，用以称呼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Yaghan为突厥语，意为“象”；“沙”（Shāh）则为波斯语，说明养阿沙、速丹沙之取名皆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在出伯东归后，其家族的宗教信仰则发生了明显变化，伊斯兰教影响消失，开始推崇佛教，从名号中亦可体现出来，如牙罕沙亦有三子，分别为：Ajudai、Arkashirin、Darmabala。其中，Darmabala（音译“答剌麻八剌”）来自梵文Dharmapāla，意为“护法”。[100]   Arkashirin见于《明实录》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条和《明史》卷330《沙州卫传》，写作“蒙古王子阿鲁哥失”。他们降明后成为明代之沙州卫。[101]  出伯家族通过崇佛、事佛，促进了辖区内佛教的发展，与察合台汗国流行的伊斯兰教势力形成颉颃之势。宗教的认同意识，势必会使辖区内的各民族佛教信徒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当时，中原王朝奉藏传佛为国教，豳王在西北大兴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势必催生当地百姓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这些对于抵御伊斯兰化势力的东进，对于稳定西北社会和西北边防的巩固，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豳王出伯家族推崇佛法，虔心向佛，尤其是驻守沙州的西宁王速来蛮家族更是事佛至诚，在敦煌等地留下丰富的佛教遗物。至正八年（1348年），速来蛮于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碣》，率领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颂经奉佛。[102]  该碑用梵、藏、回鹘、西夏、八思巴和汉共计六种文字刻成，同样的的情况又见于豳王管辖区内的永昌（河西走廊中部）御山。在豳王家族支持下重修重绘的莫高窟464窟前室，同样可见到多种文字的六字真言，其中南壁使用了梵、藏、回鹘和汉四体文字，北壁则使用了梵、藏、回鹘、汉和八思巴五体文字。这种特殊现象仅见于豳王统治区内，显然体现了豳王家族意在以佛教为纽带团结当地诸民族的用心。下文将要提到的豳王家族使用回鹘文、汉文书写碑铭、题记之举，亦当出于同样的目的。这些赢得了辖区内不同民族佛教信徒的赞誉，如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就有两件写本是敦煌当地回鹘佛教徒献给西宁王速来蛮的颂歌，以赞美其兴佛伟业。[103]  二文书均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号为北大 D 154v和北大 附 C29V。[104]

至正十一年，速来蛮又主持修复莫高窟皇庆寺（第61窟）。[105]  甘肃省酒泉文殊山石窟曾出土一通用汉文和回鹘文合璧镌刻的《重修文殊寺碑》，记录了泰定三年（1326）第三代豳王喃答失携兄弟前往文殊寺立碑发愿，捐资修缮文殊寺的史实。[106]  位于哈密的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亦曾亲赴榆林窟朝山，并用回鹘文留下题记。[107]  在豳王家族崇佛思想的推动下，莫高窟、榆林窟的佛事活动于这一时期渐趋高涨。目前所知莫高窟现存的10个元代洞窟（1、2、3、95、149、462、463、464、465、477）中，以元代中后期者居多，属于元初的洞窟较少，而榆林窟的4个元代洞窟（第3、4、6、27窟）均属于晚期之遗墨。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与豳王家族在河西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元朝中后期息息相关。

四、结论

自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始，元朝内乱频仍。先是阿里不哥在和林独立，和世祖争夺汗位，战争历四年乃息。正在百废待举之际，又有窝阔台孙海都倡乱西域，察合台孙都哇响应之，二者结为同盟，势力强大，共同反对中原王朝，不断袭扰元朝西北边境，给元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在局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豳王出伯家族奋起于西域，脱离察合台汗国叛乱势力而东归元朝，临危受命，出镇河西至西域东部地区。豳王家族英勇善战，以骑兵万人为主力，抵御西域诸王叛乱，中流砥柱，屡屡粉碎叛军对元廷所辖西域东部及河西走廊的觊觎，使这些地区都免受战争的蹂躏，确保了一方安宁。其兵锋甚至西指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的和田、喀什诸地，北方鞭及蒙古高原，始终站在平定西北叛乱势力的最前线，甚至受命出征四川一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豳王家族成员一反蒙古贵族因习惯于游牧而轻农业，甚至肆意破坏农田的传统做法，而是积极发展屯垦，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不仅有助于满足蒙古大军的军需与当地民用，而且在遏制河西地区经济长期存在的颓败之势的基础上，使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在恢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如所周知，元朝中后期，由于统治机构的腐败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农业整体呈现出发展停滞、生产衰敝的情景。[108]  在这一时期，“西北屯田也像全国其他地区的屯田一样，规模缩小了，数量减少了，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109]  惟豳王辖区情况与之不同，在元朝中后期不仅没有出现衰败之势，反而却呈现出由衰而盛，逆势而动的景象，颇值得关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豳王家族注意发挥驿道作用，整饬驿站，保持驿道畅通无阻，使之在大军行动和物资运输方面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有助于西北的边防的加强与巩固。豳王家族支持佛教，培植当地佛教徒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以对抗伊斯兰化的西域诸王反叛势力，有利于保持西北地区相对稳定的局面，其功厥伟。

注释：

• 上下滑动查阅

[1]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0页。[2] 《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715页。[3]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卷1，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5页。[4]  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54页。[5]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262页。[6] 《元史》卷63《地理志六》，第1569页。[7] 《元史》卷13《世祖纪十》，第265页。[8]  [元]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宪王碑》，《元文类》卷24，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02页；《元史》卷126《安童传》，第3083页。[9] 《永乐大典》卷19417，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199页。[10] 《元史》卷8《世祖纪五》，第154页。[11] 《元史》卷11《世祖纪八》，第228页。[12] 《元史》卷11《世祖纪八》，第226页。[13]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3卷，第139页。[14]  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15] 《元史》卷133《旦只儿传》，第3231页。[16] 《元史》卷123《拜延八都鲁传》，第3024页。[17]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第325页。[18] 《元史》卷12《世祖纪九》，第249页。[19] 《元史》卷21《成宗纪四》，第461页。[20]  [元]佚名：《经世大典序录》“屯戍条”，《元文类》卷41，第594页。[21]  杉山正明：《豳王チュベィとその系谱——元明史料と『ムィッズル-ァンサーブ』の比较を通じて——》，《史林》第65卷第l號，1982年版，第37—38页；《モンゴル帝國と大元ウルヌ》，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第280—281页。[22] 《元史》卷108《诸王表》，第2738页。[23] 《元史》卷33《文宗纪二》，第745页。[24] 《元史》卷108《诸王表》，第2739页；《元史》卷34《文宗纪三》亦载至顺元年（1330年）三月“甲戌，封诸王速来蛮为西宁王”，第755页。[25] 《元史》卷38《顺帝纪一》，第822页。[26] 《元史》卷33《文宗纪二》，第739页。[27]  杉山正明：《ふたつのチヤガタイ家》，載小野和子編：《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會》，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3年版，第677—686页；《モンゴル帝國と大元ウルヌ》，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第312—321页。[28] 《元史》卷36《文宗纪五》，第802页。[29]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第170—171页。[30]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第338页。[31] 《元史》卷18《成宗纪一》，第391页；《元史》卷122《按扎儿传附忙汉传》，第3007页。[32]  [民国]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2《出伯传》，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337页。[33]  [元]佚名：《大元仓库记》，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第12页。[34]  [元]张养浩：《归田类稿·析津陈氏先碑》，丛书集成本。[35]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第353页。[36]  田卫疆主编：《吐鲁番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页。[37] 《元史》卷41《顺帝纪四》，第879页。[38]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第613页。[39] 《元史》卷18《成宗纪一》，第392页。[40] 《元史》卷19《成宗纪二》，第403页。[41] 《元史》卷19《成宗纪二》，第406页。[42] 《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40页。[43] 《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43页。[44]  Dai Matsui, A Mongolian Decree from the Chaghataid Khanate Discovered at Dunhuang, Peter Zieme (ed.), Aspects of Re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In Memoriam Kōgi Kudara, Turnhout, 2008, p. 160; 松井太：《東西チャガタイ系儲王家とウイゲルチベツト佛教徒》，《內陸アジア史研究》第23號，2008年，第26—27页。[45]  嘎日迪：《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411页。[46]  敖特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47]  Dai Matsui, A Mongolian Decree from the Chaghataid Khanate Discovered at Dunhuang, p. 160; 松井太：《東西チャガタイ系儲王家とウイゲルチベツト佛教徒》，第26～27页。[48]  田卫疆主编：《吐鲁番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页。[49] 《明史》卷331《西域传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586页。[50]  札奇斯钦：《佛教在蒙古》，《华冈佛学学报》第5期，1981年，第152页。[51]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第308页。[52]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第310页。[53]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第313页。[54]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第382—383页。[55]  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F116W:553、F:116W:566、F:116W:581、F:116W:552，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56]  Mahin Hambli, Abul Qasem Ibn ‘Ali Ibn Mohammad al-Qashani, The History of Uljaytu, Tehram, 1969, pp. 202-203.转引自刘迎胜：《皇庆、至治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元史论丛》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9页。[57]  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27页。[58]  李治安：《元中叶西北军队“入川”“过川”考》，提交“元明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论文（乌鲁木齐，2011年7月）。[59]  [元]虞集：《元蜀郡虞文靖公道园学古录》卷21《高昌王世勋之碑》，华文书局1958年版，第1442页。[60] 《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43页。[61] 《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第649页。[62] 《元史》卷42《顺帝纪五》，第895页。[63] 《元史》卷43《顺帝纪六》，第912页。[64] 《元史》卷36《文宗纪五》，第802页。[65] 《元史》卷42《顺帝纪五》，第901页。[66]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页。[67]  杨富学：《榆林窟回鹘文威武西宁王题记研究》，《朔方论丛》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2页。[68] 《元史》卷21《成宗纪四》，第460页。[69] 《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43页。[70] 《元史》卷21《成宗纪四》，第457页。[71] 《元史》卷60《地理志三》，第1450页。[72] 《元史》卷100《兵志三》，第2569页。[73] 《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第299页。[74] 《元史》卷60《地理志三》，第1451页。[75]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第10页。[76] 《元史》卷100《兵志三》，第2569页。[77] 《元史》卷60《地理志三》，第1450页。[78] 《元史》卷21《成宗纪四》，第452页。[79] 《元史》卷23《武宗纪二》，第513—514页。[80]  [民国]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2《出伯传》，第337页。[81][元]佚名：《经世大典序录》“屯田条”，《元文类》卷41，第597页。[82]  高自厚：《撒里畏兀儿与蒙古宗王出伯——裕固族源流中蒙古支系的由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34—39页。[83] 《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第3000页。[84] 《元史》卷101《兵志四》，第2583页。[85]  [元]元明善：《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元文类》卷59，第859页。[86]  胡小鹏：《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87]  陈广恩：《元代西北地区驿站管理制度初探》，《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6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90—100页。[88]  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89] 《元史》卷21《成宗纪四》，第448页。[90] 《元史》卷21《成宗纪四》，第469页。[91] 《永乐大典》卷19420《站赤五》，第7229页。[92] 《永乐大典》卷19420《站赤五》，第7228页。[93] 《元史》卷101《兵志四》，第2583页。[94]  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第296—297页。[95] 《元史》卷39《顺帝纪二》，第837页。[96] 《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第7231页。[97] 《永乐大典》卷19417《站赤二》，第7196页。[98]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68页。[99]  李进新：《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3页。[100]  荻原云来编：《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34页。[101]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477页。[102]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年，第108—112页。[103]  Abuduishid Yakup, Two Alliterative Uighur Poems from Dunhuang,《言语学研究》第17/18号，1999年，pp. 3-4, 9-10.[104]  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316页。[105]  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册，第112—16页。[106]  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53—263页。[107]  杨富学：《榆林窟回鹘文威武西宁王题记研究》，第96—103页。[108]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第390页。[109]  赵俪生主编：《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编按：本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第21—37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往期阅读：

长按二维码识别，期待您的关注！